最近，南方周末的《刑警队长挑战腐败上司李大伦，被称郴州官场良心》和新华网的《公安局长为正义与贪官上司对着干》等报道都与“湖南郴州大案”相关，引发了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对现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深刻反思。
我们看到，中国当代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政府对于“湖南郴州案”和“上海社保案”的铁腕查处，体现了当局打击腐败的决心，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宏扬。在此背景之下，2007“两会”所讨论的焦点问题中，更多人大代表都敢于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方案。
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本来就存在雷同性，而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，“官本位意识”盛行，公民权利一直被约束和压抑，社会呼唤“清官”出现的声音依然浓厚，大家都习惯于将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，而不是在自己的努力和机制化建设上。
因此，中国管理不可避免地会染上中国文化的特色。事实上，在管理实践中，各种社会现象和规律，往往与企业都是相通的，彼此会相到影响，相互渗透。
当然，作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者者，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：如何从这类重大社会事件汲取教训，深化和升华对中国企业管控的思考与剖析。
一、“官老爷意识”VS“服务意识”
正如我们在湖南郴州案中所看到的一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相关法律规定，政府官员应该是公务员，国家在收取税金维持机构运行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，公务员应该代表政府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。
但是，我们从媒体记者的文章标题可以看出，“官潮一词已经被广泛运用，有“官潮存在，必然会有“官僚”产生。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监控和到位的法律约束与制衡，“官僚”就可能然又会凭借手中持有的公权凌驾于公民之上，那些“贪官”则会充分利用职务影响和职权主动在社会上“寻租”，谋取巨额私利，浑然忘记了自己的权力从哪里来，也忘记了权力应该用来做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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