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胡适和张爱玲放在一起，犹如把叶倾城和谢泳放在一起。在写作理想和人生目标上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语境，各有各的读者群，各有各的拥趸，分别享受着各自的幸福和感伤。如果没有特殊机缘，也许老死不相往来，即便他们互相知道姓名。但50多年前，确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，胡适可以不知道张爱玲，但张爱玲一定知道胡适。胡适作为一个学者，有着今天的娱乐明星所不可比拟的知名度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有无数的崇拜者汹涌而来。张爱玲在她的《忆胡适之》一文中提到：她（即张爱玲的姑妈——作者注）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。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，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，笑容满面，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，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，她看着笑了起来说，‘胡适之这样年轻！’”而张爱玲也承认，自己看见胡适，确是如对神明”，较具体的说，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，只想较近真实。”
那么，这二人是怎么交往起来的呢？1955年1月23日，胡适日记中记载：
去年十一月，我收到了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他的小说《秧歌》，并附有一信。
我读了这本小说，觉得很好。后来又读了一遍，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‘平淡而近自然’的境界。近年所出中国小说，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。
一月廿五日，我答他一信，很称赞此书。我说，‘如果我提倡《醒世姻缘》与《海上花》的结果单产生了你这本小说，我也应该很满意了。’”
事情很简单，张写了一本小说，邮给胡适请教。其时，两人为政治环境所迫，分别寓居香港和美国，处境都很凄凉。而《秧歌》一书跟张爱玲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，渗入了很多政治元素，确切地说，这是一本反共的小说，比较合胡适的胃口。所以，她邮给胡适，也算找对了人。虽然这本书在香港并不受欢迎，甚至恶评如潮，但胡适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甚至称之为近年中国最好看的小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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